张钊贻(“未完成”的鲁迅与当代世界)

发布于2016-09-27   浏览107次   评论0条  


“未完成”的鲁迅与当代世界

(2016鲁迅文化论坛主题讲演稿)

张钊贻  国际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澳洲昆士兰大学亚洲语言及研究系副教授

 

【解题】

本文所谓“未完成”的鲁迅,主要是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鲁迅和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论述中引发出来。《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要进行“清理”。鲁迅作为“中国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自然应该是“清理”的主要参考之一。《新民主主义论》对西方和古代的文化的态度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剔除糟粕,吸收精华,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意见。

笔者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并非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创见,而是代表了当时共产党领导层的的集体智慧;也是共产党领导层综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意志和目标。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连串政治运动,乃至“文革”横扫一切的“清理”,几乎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全部反掉,这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实事求是主张和科学态度有不少差距。因此,《新民主主义论》以鲁迅的意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清理”,即使曾一度开始,局部仍在进行, 实际上尚未完成。
 

【鲁迅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鲁迅“五四”时期将当时的传统文化概括为“礼教吃人”。在“文革”期间,在彻底反封建的标签下,成了彻底反传统的代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期间,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绍介到中国,认为鲁迅“激烈的反传统”即主张“全盘西化”,虽与“文革”的“彻底反封建”有异曲同工之妙,却未得研究者认同。

所谓鲁迅“激烈反传统”的言论,有些是误读,如所谓反中医,其实是反庸医,不分中西;其中有策略的考虑(针对中国人的妥协习惯,要开窗须说成拆屋顶);有时势的考虑(先救国才谈得上保传统,而救国先得学西方)。鲁迅其实对文化传统有不少正面论述,最明显的例子,莫如《看镜有感》所谓汉、唐闳放,有自信,有魄力。对于中国文化,鲁迅显然认为有汉、唐和两宋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传统,并没有把文化传统看作一成不变,而是对它做了历史分析。就以《〈二十四孝图〉》为例。过去论者只注意《〈二十四孝图〉》批评孝道,往往忽略了其中重要的一点。鲁迅指出“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违反科学的例子,根本做不到,还要宣扬,只能虚伪。最后,鲁迅慨叹“后之君子”,“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显然, 鲁迅当时面对的所谓传统,实际并以前非原本的传统,是给扭曲糟蹋过的传统。所以鲁迅的首要的任务,是批判当时这个伪传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家及孔子,在《十四年的“读经”》和《在现在中国的孔夫子》,鲁迅针对的其实是把孔子和儒家经典当成当官“敲门砖”的“聪明人”即“后之君子”。鲁迅对孔子本人并不完全排斥,认为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很佩服。对那些真诚的儒家之徒,鲁迅其实也有些好感,例如对子路、顾献成、袁宏道、方孝孺、东林党人,甚至清末一些维新派,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他们“择善固执,疾恶如仇”的态度,无疑是欣赏的。他们的“方巾气”、“道学气”也是鲁迅从当时的革命者身上看到的“认真”精神。若用儒家的术语,就是“诚”。鲁迅从孔子及过去儒家人物中,看到传统文化的光辉,看到过去中国“国民性”的光辉。

 

【传统的再生在于改造“国民性”】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人的精神,这就归结到“国民性”的问题。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大概因与阶级斗争理论接不上,长期受到冷落。对于鲁迅批判中国“国民性”,不久前有人认为是以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为主,把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变成是屈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差不多是帝国主义文化走狗的意思。但鲁迅改造“国民性”须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去看,才能明白它的意义。

“国民性”来自日文,实源自德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带有鲜明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其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的一步。中国被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国门,被迫对现代化做出反应。中国的反应大概可依次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武器和机器的生产(洋务运动);第二,政治制度的改革(戊戌和辛亥);第三,文化与精神的改造(五四)。

对于改造国民性不单是抨击,还有追求。笔者认为,鲁迅理想中“中国国民性”就概括在这段话里: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鲁迅这段名言,既是积极的历史回顾,也是激情的前进号召。其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前仆后继”等等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是过去长期遭到摧残的古代文化和古人精神的“血脉”的一种表现,也是当时中国人普遍都已丧失的原来“国民性”的特征。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这种中国人原有的精神,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中国提倡“工匠”精神,那种精益求精的严肃认真态度,在美、德、日等国都容易遇到,唯独在中国比较少见(不是没有,而是不普遍。否则便无须提倡),而人们普遍的态度则是热衷于“山寨”,出便宜货,赚点短期的蝇头小利。这其实“诚”和“认真”的对立面,就是鲁迅深恶痛绝中国“国民性”中的马马虎虎。“不诚无物”。不肯精益求精追求品质的完美,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而不肯精益求精,也是失去古人原有精神力量的表现之一。 

鲁迅从古人品德中剔除糟粕,吸收精华,为我们“拿来”了“不失血脉”的“诚”即“认真”。如果处事马马虎虎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而锲而不舍、拼命硬干的精神还没有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生活态度,鲁迅改造“国民性”似乎还需要大家继续进行下去。这也是本文“未完成”的鲁迅的意思。

 

【结束语:当代世界的意义】

鲁迅具体提倡的国民精神素质是否有“普世”价值,并非我要讨论的问题。从简单逻辑推演,鲁迅认为国民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是社会发展的根基,却有“普世”现实意义。

西方民主制度选出来的政府代表选民的“质量”。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提名胡说八道的特朗普很可能当选。背后原因复杂,但支持他们的“民意”反应出来的现实,只能是这样:美国国民的水平出了问题。从西方大学过去几十年的变革,大概可以看到导致这些结果的蛛丝马迹。

西方大学的理念原有维护民族国家的使命,所以一直重视民族文化的培育,因此离不开精神价值的形成和发展,但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逐步企业化,变成提供服务、牟取利润的机构。当人们缺乏文化和精神的培育,失去人文价值观,失去思辨能力,自然只会欣赏政客表演是否精彩,不会考虑所主张政策的利弊;只见个人眼前的物质所得,不顾长远的社会利害。巧言令色的政客信口开河的诺言,于是有很大的“市场”。

所以说,鲁迅认为国民精神是文化的根本,是一个社会繁荣发达的根基和动力,不单在中国没有过时,对当代世界还有现实意义。

张钊贻  2016年9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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