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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嘲热讽别有因:鲁迅笔下的泰戈尔访华

发布于2015-11-02   浏览75次   评论0条  
孙宜学
来源:北京日报
 
泰戈尔与英、美学者在中国
 
■ 鲁迅曾视泰戈尔为同道,将其看作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曾视泰戈尔为同道,认为他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是引领了中国青年精神觉醒的导师: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显然,鲁迅视泰戈尔为涓生与子君摆脱封建精神重压、追求自由恋爱的精神力量源泉之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成为世界的诗人,并将印度和东方文明传播到世界。以救亡为己任的鲁迅深为钦敬,并希望中国也能出现泰戈尔这样的人,以将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最终目的则是要让“异邦”听到中国的声音。他曾希望中国的青年们“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但实际上,当时“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泰戈尔作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代表,现在以文学让世界听到了印度的声音,显然应该成为半殖民地中国效法的榜样。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显然认为泰戈尔是真的人:说了真话,发出了真的声音,所以才感动了世界。
 
  遗憾的是,鲁迅对泰戈尔的肯定未能始终如一。
 
■ 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保泰派、反泰派和中立派。问题是:鲁迅站在哪一队列?
 
  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几乎所有涉及到鲁迅与泰戈尔的文章,都无一例外视鲁迅为最清醒、最明确、最理性的泰戈尔批判者;在当时一片喧嚣的欢迎和批判声中,独有鲁迅冷眼旁观,看穿其中的虚荣与肤浅,表现出其特有的犀利和深邃。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是,鲁迅参加了北京各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活动:“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特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
 
  5月8日晚,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社会各界在协和大礼堂为泰戈尔举办了一次隆重的祝寿会。当天晚上,冠盖云集,谈笑皆鸿儒,泰戈尔的生日聚会成了中外文艺界人士的盛会。鲁迅显然在被邀之列,并且显然并未拒绝,而其出席的动因,应该也不是去搅局,是慕名?为友情?为欣赏名剧?因虚荣?或为了借此与其他文艺界名流一聚?
 
  1924年5月27日,鲁迅致信胡适:“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遂未再见。”
 
  5月8日晚的泰戈尔祝寿大会,胡适是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辞,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鲁迅所谓“恭聆大论”,即指此。鲁迅称胡适的致辞为“大论”,应无揶揄之意。因为以胡适之名,也名副其实。
 
  显然,鲁迅此时是和欢迎者站在一起的,至少泰戈尔的中国欢迎者并未视鲁迅为泰戈尔的反对者,所以才会邀请他参与盛会。
 
  所以说,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对活动本身并无恶感。他即使有不快,也是针对泰戈尔的欢迎者,而并非针对泰戈尔本人。
 
■ 鲁迅何以对泰戈尔访华冷嘲热讽
 
  然而,对泰戈尔访华,鲁迅却也常常冷嘲热讽,还时不时把泰戈尔作为自己批评国内学人的靶子和导火索。
 
  1924年5月26日夜,鲁迅致信李秉中:“《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无暇。”
 
  缘由:北大学生李秉中著一章回小说《边雪鸿泥记》,托鲁迅联系出版,鲁迅就托胡适帮联系商务印书馆。恰泰戈尔访华,胡适及商务印书馆都忙于接待泰戈尔,无暇顾及此事。鲁迅用“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又似有不信之意。而事实上,1924年4月18日下午,中外人士共约一千二百余人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欢迎会,忙于招待,的确无暇顾及一本书的出版。
 
  胡适是否参加了这次欢迎会,鲁迅并不确定,所以“疑”。但泰戈尔到华后,胡适确是时时出现在陪伴的人群中,所以无暇顾及鲁迅所托之事,也是一种可能。若鲁迅是相信胡适并非为泰戈尔忙得无暇顾及自己所托之事,而仍“疑”,则就意味深长了。
 
■ 鲁迅是批判泰戈尔还是泰戈尔迷?
 
  泰戈尔后来访华的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应由中国盲目的欢迎者负主要责任,是他们“捧杀”了泰戈尔。鲁迅对这些中国学者本就很反感,也一贯反对一窝蜂请外国人来中国“传教”,于是借题发挥,据此批判了中国这些盲目的泰戈尔迷。
 
  泰戈尔在华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将其置于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拥而至,似乎都要沾点仙气,欢呼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甚至恨不能将他变成中国人,但他一离开中国,围绕着他的烟尘也即迅速散去——泰戈尔并未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而这个不容易改变的中国,却是泰戈尔梦中的天朝之国。而泰戈尔这个理想的中国,却是鲁迅一直致力于改变的不变的中国。他批评泰戈尔和其中国的欢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所以,鲁迅讽刺泰戈尔,实际上主要是讽刺那些围绕着泰戈尔的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的绅士雅人,如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泰戈尔犹如一面镜子,在鲁迅目前映出了中国文人的“奴性媚态”,而这种无节操的国民性,是鲁迅弃医从文后,一直激烈批判的。
 
  泰戈尔、白璧德、杜威都是文化翘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总体来看是积极的,但因围着他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与鲁迅有过论战,就难逃鲁迅的批判。而这些外国名人或出于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或出于礼节,对中国文化都表示过欣赏。这就引起了鲁迅的警惕,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吃人不见血、“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外国人批判中国文化,他视为同调,而若一个外国人赞美中国文化,他则要怀疑其真实的动机了。因为“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泰戈尔应属于“受了蛊惑”,他虽“可恕”,但蛊惑他的中国人则实在可恶。当然,泰戈尔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其影响,鲁迅不会认同,也不会无视。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阅读延伸】
 
■ 泰戈尔两度访华遭遇耐人寻味
 
  新文化运动时期,印度文豪泰戈尔及其著作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达三百多种。不过上世纪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
 
■ 第一次访华广受欢迎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在上海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土地, 23日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
 
  这次访华泰翁非常愉快,回国不久后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 第二次访华饱受冷落
 
  1929年的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这个时期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如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士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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