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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宣传”鲁迅

发布于2013-07-09   浏览71次   评论0条  

  1989年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就随身携带了一部《鲁迅语录》(五卷本)的书稿。内容是:一、谈文论艺;二、创作自述;三、人物评估;四、华夏剖析;五、人生品味。很快,这部语录就由台湾天元出版社出版了。

 

  我在台湾宣传鲁迅,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从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令”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一度对引进或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品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三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几乎同时在台湾推出即为一例。

 

  从1989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这20年间,我曾经先后6次到台湾,而这6次都以学术交流为主要目的。还需要补充说明的,除2008年我最后一次到台湾发表的是有关林语堂的论文之外,其余5次都以宣传鲁迅为主要内容。“宣传”这个词如今名声不太好,似乎有弄虚作假之嫌;也就是鲁迅所说,“宣传”有时成了漫天说谎的雅号,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而我取的是“宣传”二字的本义:就是“说明”“讲解”的意思,“传播”“传扬”的意思。

 

  我到台湾宣传鲁迅有三个优势:一、我长期以鲁迅研究为职业;二、我在台湾有亲友,来去比一般大陆民众方便;三、此前我对台湾的鲁迅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因此在台湾宣传鲁迅针对性比较强。早在1987年鲁迅诞生100周年之际,我就在北京做过题为《港台鲁迅研究状况》的学术报告。1982年7月,我又在中国鲁迅研究会在烟台举办的鲁迅讲习班作过同样内容的报告。当年参加这个讲习班的学员,有些如今是很了不起的学者了,真正令我感到了后生可畏。这篇讲稿后来收进了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作《鲁迅史实求真录》,文末还特意提到了今天到会的黎活仁先生和他主编的《抖擞》双月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当然这属于鲁迅所说的那种衔手指头,穿开裆裤的文章。无论是跟古远清这种老一代的研究者相比,还是跟朱双一这类中年一代的研究者相比,甚至拿来跟徐纪阳、古大勇一类青年研究者相比,都显得稚嫩之极。不过聊以自慰的是,稚嫩恐怕是任何学科处于萌芽开拓期的共目特色,正如婴儿来人世的第一场啼哭一样。

 

  值得庆幸的是,1989年我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就随身携带了一部《鲁迅语录》(五卷本)的书稿。内容是:一、谈文论艺;二、创作自述;三、人物评估;四、华夏剖析;五、人生品味。很快,这部语录就由台湾天元出版社出版了。天元出版社当时还挂了另外两块牌子:李敖出版社,孩子王出版社。社长叫苏荣泉,但大股东估计是李敖。天元出版社主动要求出版这套《鲁迅语录》,是希望跟他们此前出版的《李敖语录》配套。他们认为,鲁迅和李敖都是社会批判者,是都市丛林中勇敢无畏的斗士。考虑到市场销路,这部《鲁迅语录》只印出了四个分册,但仍按五个分册结清稿酬。1991年,我又在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青少年鲁迅读本》,作为《中国现代作家读本》丛书的第一部。这本书的篇目由我选定,导读文学多由我的大学同窗好友杜学忠教授撰写。抱歉的是,排印时将杜学忠印成了林学忠。我想,在台湾解严初期,这四个分册的《鲁迅语录》和一本《青少年鲁迅读本》,对于普及鲁迅多少总会发挥一点作用吧。

 

  我在台湾宣传鲁迅,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从1987年7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令”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一度对引进或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作品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三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几乎同时在台湾推出即为一例。台湾的很多高校也定期安排学术讲座,内容包括介绍五四新文学。通过朋友辗转推荐,我几乎在台湾所有名校都发表过关于鲁迅的讲演,如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台南师范学院、台东师范学院、中正大学、空中大学、东吴大学……我还在东吴大学讲授过关于左联的课程。我无法判断这些讲座取得了什么实际效果,但能感受到的是每次现场气氛都比较好。写到这里想起一个插曲:当年我到台湾必经香港,但香港朋友从未邀我讲学。香港中文大学小思先生说:“香港学生课后都很忙,不爱听讲座。听的人少,讲的人尴尬。我们还是请你去新同乐吃鱼翅吧。”这种状况现在可能有所改变。除了去高校,我还在台湾一些县市的社教馆、文化馆、中学乃至社区沙龙宣讲过鲁迅。听众包括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他们对我的宣讲都颇感兴趣。

 

  最正规的学术交流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进行的。时间记不准确了,不知是上世纪80年代末,还是90年代初?但讲演稿一字不易地刊登在1990年文哲所出版的杂志上。那时文哲所所长叫戴琏璋,台湾师大毕业生,是许世瑛教授的弟子。许世瑛是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的长子,而鲁迅又是许世瑛的启蒙老师,所以戴所长称鲁迅为“太老师”。根据我涉猎的资料,台湾对鲁迅有一种流行看法,即认为鲁迅在大陆一直被神化;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都采取了粗暴的否定态度;鲁迅的杂文都是骂人的文章,算不上是文学;鲁迅1927年之后左倾是因为领袖欲旺盛,因而上了中共的当,令人痛惜。针对这些看法,我有选择性地讲了四个问题:一、关于神化鲁迅和贬损鲁迅;二、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国民性的解剖;三、鲁迅杂文究竟算不算文学?四、鲁迅为什么会向左转?我认为我的讲话虽然不见得如何深刻,但完全是学理性的;台湾学者对我的讲话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虽然我的讲话直接点了台湾中研院院士费景汉先生的大名,但他们并不避讳,依然原文照登,令我十分感动。1991年是鲁迅诞生110周年,我在台湾《中国论坛》第31卷第8期发表了一篇《坍塌的堤防—鲁迅著作在台湾》,也被一些台湾和日本的研究者引用。

 

  以上提及的大多是20多年前的往事。近些年来,我感到台湾的鲁迅研究似乎呈现出两个相反的态势:一是随着“台独”势力的活跃,“文化台独”的声浪也甚嚣尘上,所以从总体上看,台湾文化界、出版界呈现的是“本土文化热”。中国新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日趋边缘化,也没有出现像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这种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大学者。另一个态势是台湾仍有几十位年轻的研究者以鲁迅研究作为他们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的选题,而他们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阔,代表了台湾鲁迅研究的希望与未来。

 

  ▲本文作者编撰的部分书籍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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