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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父亲是鲁迅

发布于2001-09-21   浏览58次   评论0条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鲁迅遗嘱(片断)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
  ■纪念鲁迅逝世65周年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在今年(二○○一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之“再说几句”
 
  再过4天,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再过6天,是周海婴的生日,鲁迅先生唯一的儿子72岁了。
 
  这样的日子,读到了周海婴的书──《鲁迅与我七十年》。
 
  9月17日下午打电话约采访,周海婴说他刚下飞机不久,我知道他这是从昆明的全国书市归来。我们的采访约在18日下午4点半开始,因为这之前他有安排:“我想到西单图书大厦去看一看,听说我的书在那里有卖的了。就想在边上看看怎么样,我戴个墨镜去吧……也可能不用戴,没有多少人认识我……”
 
  在网上搜索“周海婴”,出来的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出名,源于一场民事诉讼官司。1996年11月,浙江省邮票局制作发行了2000套《纪念鲁迅诞辰115周年纯金纯银邮票珍藏折》,定价1115元。1997年,周海婴在杭州为他的父亲打了一场全国首例的肖像权官司。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死者没有肖像权’。官司没打赢,鲁迅的公子倒是出名了。”
 
  这段文字登在《凤凰》周刊上,写它的大约是一位海外的记者,他在这段话前加了一个小标题:父亲是没有选择的。
 
  ■研究鲁迅我觉得自己不够格
 
  □记者:您电话里告诉我下午要去图书大厦看看书卖得怎么样。
 
  ★周海婴:结果没有去。
 
  □记者:我能感觉得到您有多在意这本书。那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写?
 
  ★周海婴:从我母亲和我的本意,是期望我父亲去世之后,得到全社会的纪念和研究。所以想把我父亲所有的遗物,那些手稿、文物以及他收藏的书籍,都交给国家以后,就供给大家研究。
 
  我母亲,就我跟她接触过程中的了解,她是不准备去研究鲁迅的。她一直希望能够把自己贡献出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她过去是教师,一生里面,她都是更愿意搞教育工作。但既然周恩来总理希望她到政务院去做副秘书长,她服从了,而且工作非常努力。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她很少写研究鲁迅的著作。她只有在工作需要的时候,比如纪念鲁迅的节日,一些重大的节日,这样的时候,写一些缅怀鲁迅的文章。
 
  而我本人是学习科技的,我觉得研究鲁迅不是我的专长。而且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7岁,年龄很小。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很不够格写这些东西,没什么可写的。而且鲁迅有很多很多人研究,人家那些搞研究的水平很高,对鲁迅的著作、对鲁迅周边的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而且容易带上个人色彩。
 
  所以从我母亲的本意,从我家庭的本意,是把鲁迅交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
 
  ■写书是为后人留下资料
 
  □记者:是不是从内心里,也觉得鲁迅先生似乎从来就更属于国家,而不太属于自己这个小家庭,属于自己?毕竟无法否认,在中国,鲁迅先生一直就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有一种说法是:“主流评价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动向鲁迅学习的号召,的确影响了几代人。”
 
  ★周海婴:这恐怕跟我们的国情有关系,是我们国情最后需要所造成的。
 
  其实鲁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他如果不接触劳苦人民,不接触大众,不接触青年、学生,他没有源泉。他在家里面没有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那些青年来找我父亲,也就好像是一个忘年交一样。他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常听我父亲哈哈大笑。所以有人说他骂人也好,说他很严厉也好,我自己没有听到他训斥人、骂人。所以,这些是人们从他写的文章来判断鲁迅的性格,都是不准确的。
 
  □记者: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孤独的鲁迅》,里面提到:“(鲁迅的)这种孤独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鲁迅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论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方面。”
 
  ★周海婴:我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来写我这本书。
 
  我父亲有过这样一句话:“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他写这个遗嘱不是完全给我们家的,也是他对社会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家庭对于写这个纪念的文章也好,一些纪念的活动也好,一直是保持低调。因为我们不觉得有必要用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来纪念鲁迅。我母亲她以前写一些文章主要是供给大家做资料用的,而我写下我的眼睛看到的鲁迅也是一样的目的,免得将来很多事无从查考。我现在70多岁,再过10年是不是还能来证实某些问题很难讲。
 
  ■现在政治生活气氛跟以前不同了
 
  □记者:说到书的内容,有人直言看您这本书兴趣就在“隐私”,印在您这本书的书封上那几句话,比如“揭示父亲死因中的浓浓谜团”、“挑开兄弟反目的隐秘面纱”等,也确实相当“诱人”。当然我知道这多半出于市场推广的考虑,可能与您无关。
 
  ★周海婴:目前研究鲁迅有这么个情况,大家要么是从鲁迅的著作去研究,要么就是鲁迅的朋友跟他的个别接触时候的感觉,而都不是一个生活在鲁迅身边的感觉。就像一个话剧,舞台上有主要人物,可是它还要有周边的背景、环境和周围的人物。而我就是把这些素材提供出来。
 
  比如研究周氏三兄弟,仅仅是单独研究周作人、鲁迅不和,或是周建人怎么会离开原本住的八道湾,好像都很孤立的,很说明不了问题。那么周作人为什么会附逆?他整个环境是怎么样的?他的妻子、他的家庭、他的处事待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苦雨斋”,保住他生活的这么一个条件,他会怎样处事?我就把这整个周边的情况解释出来,所以我也觉得有责任把这个书写出来。
 
  □记者:那到现在才写,是不是也有现在政治环境改善的原因在里面?
 
  ★周海婴:对。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杂志、很多书籍、回忆录,比如写毛泽东晚年的情况等等。有了这些,我就觉得我写的也是很通常的东西,也就消除了顾虑。整个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活条件、气氛是跟以前不同了。
 
  我的书稿成了以后也是请一些朋友、有关方面都看一看,他们觉得没有问题。比如说我那最后一章……
 
  □记者:“再说几句”。
 
  ★周海婴:对。像这个该不该写,再三考虑后来我是写出来了。
 
  “文革”也一样,“文革”怎么写?别人会以为鲁迅的地位这么高,“文革”中他的家庭一定会被非常好地保护。可实际上呢?我写了江青找我们母子到上海谈话那一段,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些情况如果不写出来,将来大家都解释不清楚,因为就我一个人知道。
 
  ■打官司的事我不后悔
 
  □记者:我想作为鲁迅的儿子,天生不凡,您这70多年走过来注定跟普通人无法相同。
 
  ★周海婴:大家拿他想象的一个模子来套你,这个模子是他所人为的,不是我本性,可他要强加于我。在很多原本正常的东西的要求上,会比常人受到更多的微词。
 
  □记者:比如上大学时,偶然跟人聊了几句桥牌规则,后来被学校青年团书记找去谈话:作为一个班干部,又是鲁迅的儿子,要顾及影响。从此对学校和班上的任何文娱活动,你一概不敢再涉足。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父亲的威望像一个影子笼罩着您?
 
  ★周海婴:动辄得咎,他觉得你做得对是应该的,甚至于还不够好。而缺点,你不应该有,应该更完美。
 
  □记者:在您后来的生活道路中,还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周海婴:一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记者:有一个说法,这些年您是打官司打出名的。有些人对此很反感。在有些人看来,名人的孩子先天就具有某些特权,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周海婴:我觉得大家的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和应该的。因为很多名人的后代或者父辈为官的人,他得到他不应得的利益。这是很清楚的,不必我举例子。
 
  可是在这么一个状况底下,作为我来讲,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我的事情。比如我维护我父亲的肖像权,实际上我并不是维护我父亲一个人。过去有个说法,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死者没有肖像权”。姓名权也一样,冠名权也一样。使用者认为他是天经地义的。他可以得到任何非分的利益。作为家属如果你去维护,好像你就是小气,非常吝啬,甚至引申到你的目的就是阿堵物,就是钱。
 
  我为了鲁迅的版权,提出来我的版权的要求,主张版权的利益,为肖像权、冠名权、版权打官司,不是代表我一个人。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力量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斗争,他们觉得自己太无力了。而我出来做一个出头鸟,中了一些枪弹我也没有掉下来,打烂了我也不怕,我值得,我愿意。比如说肖像权,1997年我为父亲打的肖像权官司是全国首例,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死者没有肖像权”。而今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解释》第一次明确了“死者的姓名肖像权”等作为一种财产权由其近亲属主张权利。我是觉得我打了几个肖像权官司,取得这么一个结果,就是一个胜利。
 
 
 
  ■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必然
 
  □记者:最近对于鲁迅先生的纪念算是一个高潮,有人说2001年几乎成为“中国文化鲁迅年”。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您有没有一些感受和期望?
 
  ★周海婴:我希望我父亲的著作,大家多看一些,然后再做他们的判断。要讨论鲁迅、批评鲁迅或者是研究鲁迅、分析鲁迅,作为家属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并没有抱着任何反对的心情,可是我们希望读者,特别是那些研究者、批评家,能够全面地来读鲁迅的书,然后再做判断。
 
  至于我自己这本书,是我的怀念,纪念我父亲、纪念我母亲。
 
  □记者:您写的时候心态是怎样的?看您的书会觉得您似乎很平和了。在每一节的末尾您会说这样的话,比如:“我在这里顺记一笔,不为替母亲倾诉委屈,只想说,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
 
  ★周海婴:我自己写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我觉得我写这个是很安全的。我觉得我是没有任何夸张,没有什么怨恨。因为我现在已经看清楚,我经历这70年,这是一个自然状态,这是一个历史状态。我就在这个社会、这个历史、这个环境里面生活,这是一个必然。
 
  ■周海婴
  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退休干部。鲁迅与许广平之子。1929年9月27日生于上海。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从此走上科研道路,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长期从事广播电视规划工作。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作者:吴菲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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