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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内山双城记 两家三代续友谊

发布于2017-06-02   浏览120次   评论0条  

王众一 王浩 人民中国

 

 

整整延续了90年的友谊,在一座百年老店旧址前续写。

 

5月26日,上海四川北路和山阴路交汇路口,周令飞与内山篱相视着站在了一起。他们的身后是一座普通的工商银行,但在银行的外墙上挂着鲁迅和内山完造并肩的半身纪念铜牌。这座工商行的店面建筑便是诞生于100年前的上海内山书店的旧址,墙上的石刻名牌上,记载着上海内山书店的历史。鲁迅的长孙和内山书店第三代传人的手,在这一刻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当年,这个建筑见证了鲁迅和内山完造两个人长达近十年的交往,如今,它再次见证了两家人延续了九十年的友谊。以内山书店为纽带,一段百年传奇上演在波澜万丈的中日关系史中。

 

 

百 年 波 澜 

上海内山书店与东京内山书店 

 

2017年5月25日,日本东京内山书店的内山篱先生携夫人、儿子、部分内山书店员工以及“内山会”成员抵沪。除参加鲁迅文化基金会举办的座谈会、参观展览等活动外,内山篱一行还专程到上海的万国公墓祭扫内山完造先生的陵墓。对于内山篱来说今年非常值得纪念:伯父创办上海内山书店已经整整100年。正是因为这个书店,内山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新婚不久的内山完造夫妇

 

1913年,年仅28岁的内山完造受基督教办的大阪“大学眼药”总店派遣,来到中国当推销员。为了便于推销,他给自己起了中文名“邬其山(谐音内山的日文发音UCHIYAMA)”。

 

据内山篱介绍,就在中国各地推销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苦难,萌发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1916年,内山完造完婚并携同为基督徒的夫人井上美喜返回上海居住。他们在北四川路魏盛里租下了一所房屋。起初内山完造在外推销眼药,夫人美喜则在家操持家务。

 

在夫人的提议下,1917年,内山完造在居所楼下开办了一家书店,由夫人经营,取名为“内山书店”。开办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书店当时专营从东京购入的基督教图书,目标读者以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为主。

 

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内山书店

 

战争结束后,社会主义、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日本经历了“大正民主”时期,思想益发活跃。在此背景下,书店的图书从宗教类扩展到自然科学、历史,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类的著作,品种不断增多,读者也从日本人扩大到了中国人。随着书店规模增大,内山完造告别原来的推销工作,专心经营书店。

 

内山书店采取开放式售书,顾客可随意翻阅选购,部分顾客还可以赊购。每位顾客入店,井上美喜都会倒上一杯茶,买与不买都会热情招待。书店因此很受读者青睐,名气也逐渐传播了出去。书店还将在日本陆续出版的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用钢板刻印在新书目录中介绍给中国读者。许多进步青年因此慕名而来。另外,当时不少西方书籍由日文转译成中文,内山书店代理着部分图书的版权,这些图书的主要译者如郭沫若、田汉、夏沔尊、欧阳予倩、丰子恺等人自然成为了内山书店的常客。

 

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内山书店内合影(1918年)

 

内山完造喜欢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交朋友。在内山书店,几个文化人围在一起交流、讨论的场景常常出现。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内山完造在书店里置一个炭盆,大家围坐在一起取暖、聊天。内山完造称其为“文艺座谈会”。

 

与中国的进步人士们的往来和接触,以及长时间在中国生活,内山完造对中国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行动上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革命阵营分裂。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郭沫若参加起义,失败后经香港到上海,落脚内山书店。内山为正遭到当局通缉的郭沫若在日本人的旅店中订房间,第二天亲自送其乘船离开上海。郭沫若到达日本,内山又给他介绍日本的出版商,使他的作品能得以出版。也就是在中国命运面临重大转折的1927年,从广州来到上海的鲁迅邂逅了内山书店,并由此开始了与内山完造长达十年的个人友谊。

 

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夫妇,受上海内山书店成功的启发与鼓舞,也在东京创立一家“内山书店”。嘉吉夫妇“希望日本人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于是给东京内山书店的定位是面向日本读者发售由上海内山书店邮寄来的中国书刊。两年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状态下东京内山书店每次收到上海寄来的图书,都要受到日本检查机构的无理检查。但即便这样,东京的内山书店依然坚持了下来。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上海内山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接管后停业。1947年年末,一直留在上海照顾日侨的内山完造被强制遣返回日本。回国后内山完造就以东京内山书店为活动据点,辗转于日本各地,介绍中国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发起成立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积极宣传日中友好的重要性,游说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1959年9月,他以日中友协副会长的身份应邀来华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的时候,突发疾病在北京去世。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的万国公墓。

 

内山完造先生去世后,弟弟内山嘉吉经营的东京内山书店,继续传播中国文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那一年,嘉吉的儿子内山篱作为内山书店的第三代传人接过了父辈的事业,在改革开放时代为中日交流继续尽力,通过销售和出版中国图书让日本人了解中国。嘉吉父子积极参加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促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理解和交流做出努力。

 

 


内山篱

 

做了近40年第三代掌门人的内山篱十分感慨地回忆起自己接过内山书店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恰好当时中国结束了封闭状态,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出版业也迎来的大繁荣时代,日本国内关心中国并希望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内山书店的业务也因此迅速增长。即便是进入90年代,由于需求的多样化,受众依然有增无减。最近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普及以及人们的阅读习惯相应发生的变化,给传统的出版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但我坚信书籍不会消亡,我们会顺势而为,把书店继续做下去。”

 

如今,在中日关系和整个时代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坐落于东京神保町的内山书店即将迎来第四代传人——内山深。面临变化的世界和转型中的出版业,年轻的内山深表示,“时代再怎么变,人们也需要读书;中日关系再困难,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也要进行下去。因此完全有信心接好班,把内山书店的品牌继续做下去。”

 

 

一 期 一 会

内山完造与鲁迅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学巨匠、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在上海大陆新邨寓所内与世长辞,举国陷入哀痛。在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内山完造之名赫然在列。从1927年从广州移居上海到去世的9年间,鲁迅的许多故事均和内山完造有关。内山完造也是鲁迅晚年最信任的朋友之一。

 

 


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清党,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也对进步人士开始了恐怖清洗。对当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来说,日益残酷的政治环境让他不得不从广州迁居上海。鲁迅在上海的寓所就位于北四川路大陆新邨,而内山书店则是他出入往来的必经场所。

 

据内山完造回忆,1927年的一天,书店里来了一位客人,个子不高、面庞消瘦,留着短胡须,店员起初对他并不在意。不知谁喊了一句“鲁迅!”店内顿时热闹起来。“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啊!”内山完造赶忙迎上来。鲁迅用日语和内山完造交流几句,并在店里挑选了几本书,临走时还请店员把书打包送到家中。

 

内山完造寓所,摄于1933年初夏

 

自此以后,鲁迅隔三差五便会来内山书店,与内山完造逐渐熟悉起来。由于图书更新快,并且有很多日本出版的介绍新思潮的图书,内山书店成了鲁迅了解日本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此外,内山完造在中国生活,他对中国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鲁迅的到来除了到书店大量购书外,也成为内山完造学习和参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引路者。鲁迅曾赠其一首诗《赠邬其山》:“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医,无聊才读书。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从诗文中就能看出,对中国的国民性以及对时代的关注和改造是鲁迅与内山完造共同关心的主题,正是这些精神上的交集使二人成为莫逆。

 

 


内山书店为鲁迅代转的书信

 

上海鲁迅纪念馆前馆长王锡荣介绍说,“内山书店里有一把专为鲁迅预备的藤椅,鲁迅常背对门坐在那里看书、聊天。当时鲁迅受到当局监控,他的图书和其他“左联”人士的一些书都不准出版,而内山完造却冒着风险代理鲁迅的版权,出版鲁迅的《毁灭》等多部著作。随着与鲁迅交往的日益加深,内山完造曾几次帮助鲁迅躲过当局的抓捕,而鲁迅许多重要的活动也是通过内山书店对外联系。例如,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了多篇文稿。后经证实,这些文稿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到了鲁迅,后又安全地转送给共产党组织。”

 

鲁迅也深深地影响了内山完造。内山完造曾说:“我能认识鲁迅,是最幸福的事。”对他来说鲁迅是朋友也更是老师。内山完造从小没有很多学习经历,但与鲁迅的接触让他学习了很多。内山完造曾创作了《活中国姿态》《上海漫语》等很多本书,鲁迅为前者作序。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有着深深的鲁迅印记。

 

由于内山完造同许多中国进步人士交往,曾有八卦小报汚称他是日本间谍。对此,鲁迅撰文驳斥道:“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伪自由书‘后记’》)。鲁迅的证言成了他与内山完造友谊最好的证明,也让人们对内山完造有了更准确的了解。

 

鲁迅病重期间,内山完造请日本医生给鲁迅治疗,鲁迅去世前,他一直陪伴左右。鲁迅曾说:“据我看来,中日两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他的话深深地影响着内山完造,“传承鲁迅的精神之火”成为其日后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奋斗不止的动力。

 

 


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

 

 

 

薪 火 相 传

内山会与鲁迅文化基金会

 

岁月如歌,鲁迅与内山完造的故事虽然已成历史,但内山书店与中国以及鲁迅家属的联系从未中断。

 

 


内山篱一行在鲁迅墓前追思

 

1987年4月,在儿岛亨等人的提议下,上海内山书店的原职工、内山完造先生的家人,还有与内山完造先生关系亲密者约20余人,齐聚京都宇治,成立“内山会”。从那以后,每隔1到2年,内山会都会在各地举办一次活动,上世纪90年代,内山会曾两次到上海为内山完造先生扫墓。当然,从建立之初与上海内山书店有直接关系的第一代开始,成员也在不断变化。活动内容也从过去的主要以分享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的经验,内山完造先生的轶事,还有对鲁迅等中国读者的印象,变成了现在大家交谈各自与中国的交流情况。但无论时间如何变化,内山会继承内山完造遗志,坚持中日民间交流的理念不曾改变,一直坚持到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多次访日,每次都会去看望内山夫妇。归国后的内山完造在日本的生活比较困难,许广平把“岩波书店”出版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版税给了内山完造先生。内山完造去世后,鲁迅之子周海婴曾四处奔波,设法促成内山夫人想到大连养老院度晩年的愿望,以及东京内山书店要进口中国图书等,但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些没有完全实现。

 

 


周令飞

 

鲁迅的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令飞说:“鲁迅与内山之间的情谊,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不论在艰苦的时刻,还是和平的年代,始终坚守着那份最初的信念,他们没有因为国界或是政治,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情感交流。他们两位为中日友好做了很好的示范。”

 

 


上海内山书店百年纪念会会场

 

为了纪念鲁迅与内山完造两家三代人之间贯穿了90年不曾中断的友谊,周令飞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今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暨上海内山书店创办100周年。在周令飞的倡议下,借“上海内山会”一行来沪之际,5月25日鲁迅文化基金会与上海虹口区文联、上海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联合主办了上海内山书店百周年纪念座谈会。

 

 


周令飞为内山篱和内山会成员代表颁奖

 

座谈会上中日新老朋友汇聚一堂,纷纷发言畅谈历史,缅怀鲁迅与内山完造,并思考如何在今天的条件下推动中日民间交流,推动中日关系尽早转圜。周令飞和内山篱在发言中分别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鲁迅和内山完造的相知与相遇,以及两个人的友谊在今天的意义。座谈会达到高潮时,上海欧美同学会留日同学分会的朋友们热情洋溢地用中日双语朗诵了鲁迅的两首诗“赠邬其山”和“题三义塔”。大家都对后一首诗的最后两句产生了强烈共鸣:“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和内山完造以及他们后人之间的友谊,不正是这两句诗的绝好注脚吗?鲁迅“中日两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那段话,不正是我们今天的人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吗?

 

为了让这次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持续发挥影响,作为鲁迅文化基金会理事长,周令飞在座谈会结束时宣布,将在上海鲁迅中学设立“纪念鲁迅与内山先生奖学金”。他透露,该奖学金从今年起实施。

 

周令飞说:“此举的目的是为我们的纪念活动搭建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载体,让青少年们继承鲁迅与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之精神,努力增进相互了解,让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之火不断传递下去。”

 

 


内山篱一行与周令飞在上海内山书店旧址前合影

 

 

摄影:王浩

资料提供:鲁迅文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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