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鲁迅文化基金会 > 新闻报道 > > 文章正文

陈漱渝:夏目漱石与鲁迅把本国作品带入世界视野

发布于2017-09-12   浏览106次   评论0条  

陈漱渝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把本国作品带入世界视野

——夏目漱石与鲁迅


 

 

日本的夏目漱石(1867-1916)跟中国的鲁迅(1881-1936)都是国际性的文豪。他们通过自己那些富于独创性和艺术个性的作品,把本国文学带进了世界视野,成为了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

 

 

 
 
 

一、浮光掠影话大师

 
 
 

    研究日本近代文学的学者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漱石与鲁迅虽然国度不同,但却有许多惊人的共同点。

 

    漱石长鲁迅14岁,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人。目前日本千元纸币上赫然印着漱石的头像,就可证明他是被日本民众认可的泰斗级的公众人物。漱石是创作的多面手,其成就主要在小说领域,但对散文、随笔、短歌、俳句、评论等均有涉猎;还写过汉文、汉诗和英文诗。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创作成就主要表现在杂文领域,但他的小说、诗歌、散文诗等也跟他的杂文一样不朽。他们都是双语或多语作家:鲁迅有日文作品,漱石有汉文和英文作品。日本的漱石研究和中国的鲁迅研究一样,都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

 

    漱石与鲁迅之间还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可以浮光掠影地进行勾勒。比如漱石命中缺金,父亲怕他长大后成为抢金劫银的强盗,故取名“金之助”。“漱石”只是他的别号和笔名。鲁迅出生之后,父亲怕他养不大,特拜绍兴长庆寺的和尚为师,法名“长庚”,后来也曾作为笔名。漱石曾到英国访学,鲁迅曾到日本留学。漱石发表成名作《我是猫》时39岁,鲁迅发表成名作《狂人日记》时38岁,只相差一年。漱石曾在普通中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学校任教,后期才进入职业作家生涯。鲁迅也有类似经历,仅北京时期就在八所中学、大学、专门学校任教,后十年才成为职业作家。漱石在大学讲过《文学论》,鲁迅在高校讲过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专著《苦闷的象征》。对于旧教育体系的弊端,他们都进行过深刻的批判。漱石患有肺结核和胃病,鲁迅也有肺病和胃病,北京时期三次吐血,日记中多有服用胃药的记载。漱石和鲁迅都有硬骨头精神。鲁迅在五律《哀范君三章》中肯定了“直道”,即正直耿介、不取媚权贵的“正道”,并感叹“人道直道穷”。漱石在小说《哥儿》中赞扬了主人公对邪恶势力不妥协的精神,指出“为人要像竹竿那样挺得笔直”。漱石44岁时拒绝接受日本文部省授予的文学博士称号,鲁迅46岁时谢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在文化择取观上,鲁迅与夏目漱石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漱石出生在明治天皇即位的那一年。翌年,这位天皇致力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至上而下的改革,世称“明治维新”。漱石无疑是日本近代化的推动者。他认为,欧洲的国情跟日本有所不同:欧洲的资本主义化如行云流水,是自发的;而日本转型是在跟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产生的。所以他既反对日本的国家主义,也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反对一切以西方学说为圭臬;希望能超越旧时代的日本,又要发扬日本的传统美德,而不致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

 

    鲁迅出生在封建末世。他离开故乡去南京求学时,正值戊戌变法的当年。中国的“百日维新”虽然未能跟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取得成功,但也奏响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序曲。在西风东渐的过程,鲁迅既反对复古倒退,也反对全盘西化,成为了在文化战线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杰出人物。

 

    夏目漱石是一位学问渊博的作家。他自幼研读汉学,“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仅留存的汉诗即有195首,受益于李白、杜甫、王昌龄、陶渊明等著名诗人。其大学毕业论文为《老子的哲学》,可见他对中国思想史的谙熟。在《文学论》这部著作中,夏目漱石还谈及《左传》、《史记》、《国语》、《汉书》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于他的创作过程。比如《我是猫》这部小说中,夏目漱石就谈到《左传》中描写“鄢陵之战”(今河南鄢陵西北),是从敌军营寨下笔,所以他小说中描写主人公跟落云馆学生的矛盾冲突,也是从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操场打棒球写起。夏目漱石对西方文化的研究跟他的汉学水平相当,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两者的学力相差无几”(《文学论》)。仅在《我是猫》一书中,他征引的西方文化名人就有阿里斯多芬、埃斯库罗斯、伊索克拉底、荷马、笛卡尔、克莱尔、尼采、贝多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涉及的中国作家有孔子、老子、陶渊明、宋玉、韩愈、鲍照、晏殊,中国典籍有《诗经》、《史记》、《左传》、《易经》、《道德经》、《临济录》、《淮南子》、《伤寒论》等。

 

    鲁迅跟漱石一样学贯中西。在国学领域,他撰写过《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辑录校勘的古籍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数十部,还收集了大量汉画像和碑帖拓片,为撰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作了充分的资料准备。鲁迅还翻译介绍了14个国家将近100多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印成了33个单行本,总字数跟创作量相当。

 

    漱石文学理论对鲁迅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有余裕的文学”观念。所谓“有余裕”,是指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能充分地观察体验,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和低徊的趣味。如果对创作题材没有一个思考、沉淀的过程,仓促急迫,不保持一定距离看生活,决产生不了成功的小说。夏目漱石在为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所写的序言中说:“世间很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是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

 

    鲁迅基本上认同这种看法。127年4月8日,鲁迅在广州黄埔军校发表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其中即谈到,大革命之前所产生的文学,大抵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也就是“喊冤”的文学。到了大革命时代,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又产生文学;或者是赞扬革命的文学;或者是为旧制度崩溃唱挽歌的文学。”(鲁迅:《而已集》)鲁迅的这种看法,是对割裂文学和政治关系的一种矫正;既反对片面要求文学创作直接服务于某种时期特定的政治任务,又不是排除作品的思想性和政治倾向。

 

    漱石和鲁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漱石的作品对日本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批判;鲁迅作品的深刻也表现在对国民劣根性广泛而鞭辟入里的剖析。用小说来观察民族性,是漱石和鲁迅一个共同的审视角度,他们的这种批判都是跟强国立人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一直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学术界的正面评价。

 

    但近来出现了一种新论,说国民性批判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途,因为这种做法把制度批判转换为批判民众,放过了专制主义这个元凶,背离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宗旨。显然,这个结论至少是跟鲁迅的创作实践不相符合的。

 

    不错,鲁迅的确是含着热泪鞭笞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创伤,曾指出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是“面子”,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是“诚”与“爱”。鲁迅在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还广泛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具体表现,如“无操守”、“瞒”和“骗”、“十景病”、“二重思想”,以及“官瘾”、“围观”、“做戏”、“观斗”等等。但是,鲁迅从来没有把这些精神弊病的产生归咎于民众自身,而指出这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专制暴政“治”出来的。“奴隶们受惯了‘酷刑’的教育,他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南腔北调集·偶成》)。所以,鲁迅批判的锋芒最终指向的正是专制制度,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时代的变革就是制度的变革,所以指责国民性批判会导致愚民政策是没有根据的。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在国内受到了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了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以及日本相关著作的影响。用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应该说还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这是一种民族觉醒的表征,不能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

 

 

 
 
 

二、影响鲁迅的六篇作品

 
 
 

    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平行研究似乎可以纵横驰骋,左奔右突,但影响研究则必须有确凿证据。哪位作家通过什么作品影响了其它作家,这是不能凭主观臆断的。

 

    作为文学后辈,鲁迅的确受到了夏目漱石的影响。他自己坦承,他的同时代人也提供了旁证。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明确谈到,他留学日本时期,最喜欢的作家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他认为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代表性作家,其作品想象丰富,文辞精美,当世无人能与之匹敌。1905年1月,夏目漱石小说的处女作《我是猫》发表,立即引起轰动。《朝日新闻》破格支付他高于该社主笔的月薪和每年度两次奖金,至1906年7月载完,历时共一年半。据周作人回忆,“俟各卷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曾热心读其每天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小说《虞美人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中,鲁迅还提到他读过在《子规》杂志上发表的《哥们》。《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署“周作人编译”。实际上该书所收的30篇,周作人翻译了19篇,其余11篇由鲁迅翻译,其中包括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此外,有研究者还谈到鲁迅散文诗《野草》受到了漱石《梦十夜》的影响。这样,漱石作品中直接影响鲁迅的至少就有三部中长篇小说:《我是猫》、《哥儿》、《虞美人草》,两个短篇小说:《挂幅》、《克莱喀先生》和一组散文诗《梦十夜》。

 

    最可纪念的是,1908年4月许寿裳在日本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租到一处华美的住宅,房间清洁美丽,庭园宽广,花木繁茂,特邀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钱均夫、朱谋夫共五位留学生同住,门口灯杆上的标牌为“伍舍”。而这个住宅,正是夏目漱石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是一段佳话,也可称之为“地缘”。

 

    《我是猫》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首先是小说的议论化手法和用动物的视角看人生。在传统小说中,讲究的是贯穿首尾、起伏跌宕的情节;甚至有批评家认为,写小说就是讲故事,无故事则无小说。特别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看重情节的完整性:开头,发展,高潮,尾声。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作者(或说书人),由他来表达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事件。而夏目漱石长篇小说《我是猫》却没有一般小说的所谓情节。作品不仅采用了实验性的议论化写法,而且“显身叙述者”是一只博学多知、通晓古今的拟人化的猫。这只猫不仅能看到人类生活的表象,而且还能洞察人类的内心,小说作者反而变成了作品的“隐身叙述者”。虽然作品中的猫视角有转换,立场有改变(猫的立场,人的立场,超人的立场),但始终采用了“猫眼看世界”的写法。当然,这种写法也并非漱石的首创。《我是猫》中就提到,日本说书人桃川如燕(1832-1898)就著有《猫怪传》,英国诗人葛雷(1716-1771)也写过《对溺死于金鱼钵的爱猫悼歌》。虽然这些作品中猫不一定是主要叙述者,但猫无疑是主人公。

 

    《我是猫》的写法对鲁迅的影响显而易见。鲁迅认为,人禽之辨不必十分严格,更何况“古今君子,常以禽兽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虫,值得师法的地方也多着哪。”(华盖集·夏三虫)。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中,鲁迅将误导青年的智识阶级的领袖比喻为将胡羊带进屠场的山羊。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无题》中,他将那些既伤害他人又要标榜“公理”“正义”的“正人君子”之流比喻为吸人血还要嗡嗡发一通议论的蚊子。《野草》中的散文诗《狗的驳诘》则更用拟人化的手法,借狗之口揭露人间的势利。这种笔法,更跟《我是猫》中借猫之口抨击人类的不通情理、表里不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样。

 

    《我是猫》并没有一个跌岩起伏的完整故事,用漱石的比喻来形容,就是“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所以不可能靠情节的演进吸引读者;也可以判定,漱石在动笔之前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构思,只因为作品中的议论精彩纷呈,妙趣横生,才出乎意料之外地受到读者的欢迎,迫使作家欲罢不能,写完约三十一万汉字之后才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中结束。比如,作者借用猫的看法,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了质疑:“为了开天辟地,人类究竟花费了多大的力气!岂不点滴之功也不曾有过吗?并非亲手创造,却又将其据为己有,这是没有道理的吧!据为己有,倒也无妨,又有什么理由禁止外人出入?他们自作聪明,在这茫茫大地上,竟然筑起围墙,树起木桩,画地为界,据为某某所有。这宛如以绳断天,呈请备案说:这一段是我的天,那一段是他的天,假如可以将土地切成小块按亩论价地拍卖,那么,我们呼吸的空气,也就可以切成一尺见方的小块而进行拍卖了。假如既不能零售空气,又不能割据苍天,那么,土地私有,岂不也是不合理的吗?”

 

    对于现代资本制度,漱石也进行了尖锐批判。《我是猫》接着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实业家金田老板——他长相滑稽,语气粗野,言谈平庸。在猫眼中,金田老板的主要特征就是“拿人不当人”。这类实业家“只要给钱,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金田本人也承认,要想发财,必须实行“三缺战术”:缺义、缺情、缺廉耻。这就一语道破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最为大胆的,是漱石还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大和魂”宣传进行了揭露,其矛头直接指向鼓吹军国主义的东乡平八郎大将。当然,任何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但这种精神如果跟侵略扩张联系起来,那就值得警觉!《我是猫》的主人公苦沙弥先生即兴吟咏了一篇富有讽刺意味的短文,认为这种喧嚣“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常常恍恍惚惚”,“恐怕是天狗之类吧”。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日本社会的警世危言。

 

    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漱石对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并非偶见于《我是猫》一书中,而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之一的《三四郎》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时有些日本人因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而头脑狂热。作品中的高中教师广田先生却对在火车上邂逅的农村青年小川三四郎说:“我们都很可怜哪……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将会亡国呢。”广田先生指着富士山说,这一名胜之所以值得日本人自豪,因为它“乃是天然形成的,自古以来就存在着,非人力所能左右,也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7页)在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中,广田先生被视为“国贼”,而漱石借广田先生之口说出的这一番话,无疑是稀世之音,惊世之音!

 

    鲁迅的小说也多有精彩议论,以至有人感到他的小说有时在杂感、速写、散文、小品之间游移。《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从“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一件小事》结尾“我”面对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故乡》关于“希望”和“地面上的路”的精彩比喻……都使读者振聋发聩,刻骨铭心,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一生。鲁迅小说中议论化的倾向,更集中体现在《呐喊》所收的《头发的故事》中。这篇小说的整个情节,就是主人公“我”跟前辈“N”先生议论双十节的历史,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功过的历史评价和切身感受。在新编历史小说《出关》和《起死》中,鲁迅也正是通过老子和庄子所发的议论画龙点睛地勾勒了这两位哲人的形象。这些写法,都留下了漱石小说的艺术投影。

 

    漱石与鲁迅的作品都是“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典范。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或三十年间进行。其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相当发展,以金钱为中枢孳生了许多丑与恶的社会现象,如虚伪,奸诈,愚昧,嫉妒,偏见,掠取,诬陷……。在中篇小说《哥儿》中,漱石赞扬了一位性格憨直、对邪恶势力决不妥协的主人公,对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状况进行了揭露,对金钱万能的社会表达了鄙夷和诅咒。鲁迅1927年1月12日致翟永坤信中谈到厦门大学:“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个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这跟漱石对“金钱世界”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虞美人草》是漱石初期中长篇小说的压轴之作。1907年6月开始在《朝日新闻》连载时,鲁迅正在跟友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小说通过孤儿小野跟两位女性(小夜子与藤尾)之间的一场三角恋,显示出“善”与“恶”,“道义”与“虚荣”,“传统”与“文明”,“义理人情”与“金钱地位”之间的冲突。作品从佛教术语中援引了“第一义”这个概念。所谓“第一义”,即最重大、最根本的意义,或在本质上具有最高意义的东西,也就是“道义”,正直和正义,而不是财色名利,自我中心。鲁迅《伤逝》中主人公苦心栽培的爱情之花即将枯萎之时,也想到了“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人不能沉湎于“盲目的爱”,而应该去寻求为奋斗者开辟的那条生路。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也是漱石与鲁迅之间的一个共同点。

 

    在把夏目漱石跟鲁迅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少研究者还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及了漱石的《梦十夜》对鲁迅散文诗《野草》的影响。研究者李国栋提供了鲁迅阅读过《梦十夜》的可靠证据。他指出,1923年6月,鲁迅曾跟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选》。小说集附有关于夏目漱石的介绍:“《挂幅》(kakemono)与《克莱喀》(craig sensei),并见《漱石近什四篇》(1910)中,系《永日小品》的两篇”。李国栋进一步指出,《漱石近什四篇》的篇目是:《文鸟》、《梦十夜》、《永日小品》、《满韩各处》。鲁迅既然读过《漱石近什四篇》,并选译过书中收录的文章,那他接触过收入同一本书的《梦十夜》也就顺理成章了。我认为这种推断是有说服力的。(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第197页)

 

    《梦十夜》亦译为《十夜梦》,通过十个梦境,用象征手法,回答许多疑惑不解的人生问题。这些梦境充满了神秘感、原罪感、虚无感、沉重感、幻灭感、迷茫感、纠结感、期待感。不同读者人生经验各异,读后必然见仁见智。无独有偶的是,鲁迅《野草》所收的22篇散文诗中,竟有9篇借助梦境表达主题。此外,《野草》诸篇跟《梦十夜》一样,多采用象征手法和诗歌中的韵脚和关键词语的重复手法,内容上也都表现出孤独感,跟往昔的诀别意识,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不同的是,《野草》中那种化绝望为希望的愈战愈勇的旋律,却是《梦十夜》中所缺乏的。

 

    鲁迅翻译的《挂幅》写一位贫困老人“大刀”为替亡妻竖碑和替孙子买“弹子榶”而变卖家藏古画的故事,其写法完全符合鲁迅的创作主张:“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按:速写),绝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克莱喀先生》是以漱石在英国访学时教他英国文学的老师为原型。这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学问渊博,治学严谨,生活上也有一些怪癖。他“读诗的时候,从脸到肩膀便便阳炎似的振动”,这不禁使读者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寿镜吾先生,朗读赋时脑袋不时向后抝过去。克莱喀先生对日本学生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也使读者自然联想到鲁迅的藤野先生。

 

    鲁迅不仅接受了夏目漱石的影响,而且接受了漱石学生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影响。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不仅擅长刻画人的内心世界,尤擅长古史翻新,从历史题材中挖掘出富有当代意义的史料,往里注入新的生命,跟现实生活发生干系。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显然循的就是这样一条创作路径,在对传统的描写中深刻呈现了现实。

 

 

 
 
 

三、漱石和鲁迅笔下的“知识人”

 
 
 

    日文中的“知识阶级”、“知识人”的概念出现在大正时期。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小说的奠基之作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这位作家也是果戈理小说《狂人日记》的日文译者,对鲁迅创作的深刻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有人把日本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家权力培养并为国家权力服务的“使用型知识分子”,另一类是对现存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批判独立型知识分子”。漱石无疑是第二类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在长篇小说《我是猫》中,漱石通过中学英文教师苦沙弥及其周边人物,勾勒了明治时期日本一批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有知识而好卖弄,虽正直而近窝囊。他们在一起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谈女人,论鼻子,说棋道,讲催眠,内容还涉及柿子、提琴、棒球……甚至研究《紫外线对青蛙眼球电动作用的影响》,试图将一枚苹果大的圆球磨成小豆粒。他们确如“蜗牛壳中的牡蛎”,生活范围狭窄而无明确的奋斗目标,整日在夸夸其谈中逃避现实。这部小说成为了日本明治时代“知识人”的一部精神反思录。除了经典之作《我是猫》,漱石的其它小说如《爱情三部曲》(《三四郎》、《从此以后》、《门》),以及绝笔之作《明与暗》等,创作风格有从讽刺诙谐到心理剖析的转变,但其重心仍是探讨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和孤独心理。

 

    鲁迅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集中体现在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讲演词《关于知识阶级》当中。在鲁迅眼中,知识阶级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真的知识阶级”。这类人既有知识,又能与平民接近,切身感受到平民的苦痛,不顾个人利害地替平民说话,从不在指挥刀下听命行动。第二类是“冒充的知识阶级”,亦即假知识阶级。这类人虽有知识,但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自以为了不得,从而逐渐远离了平民而接近了阔人。第三类鲁迅没有命名,大抵是指留学西洋的绅士知识阶级。鲁迅的原话是:“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鲁迅后期,还有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他虽未对知识分子下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但他经常提醒要对“正人君子”“洋场恶少”之流加以警惕,因为鲁迅觉得这类人虽然自鸣清高,其实是有“主子”的。他希望真实的战斗的知识青年和作家要跟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要讲究出身但要站在工人和农民的立场,跟下层大众保持密切的血脉的关系。(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1946年《文艺复兴》第2卷第3期)鲁迅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对漱石知识分子观的一种超越。鲁迅还曾酝酿创作一部关于中国四代知识份子的长篇小说:章太炎一代,鲁迅一代,瞿秋白一代,冯雪峰一代,惜未完成这一夙愿。(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1937年上海《宇宙风》十日刊第10期)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跟农民题材、妇女题材一样,知识份子题材成为了支撑鲁迅小说大厦的三大梁柱之一。《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呐喊声,唤醒了无数沉睡的人们去冲毁旧道德、旧家族制度的铁屋子。昔日踌躇满志、锋芒毕露的吕纬甫、魏连殳,像“蜂子或蝇子似地”飞了一个小圈,又停在原地点,甚至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个人奋斗的无力和觉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从而增强了追求高远社会理想的信念。《伤逝》这篇爱情小说对于鲁迅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对爱的深沉思索,也是对人生道路的深沉思索。小说中涓生与子君是被五四新潮激荡的新生代。他们爱得那样纯真,那样铭心刻骨,终于挣脱旧思想的束缚的恶势力的阻挠,在新伦理、新道德都十分瘠薄的土壤上筑建了一处无法遮风挡雨的爱巢。当涓生失业而子君又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情况下,外来的经济压力终于摧毁了他们原本稚弱的心灵。子君迫于无奈回归旧家庭死于抑郁中,涓生在无尽的忏悔和悲哀中探寻着新的生路。这条新的生路,就是鲁迅跟当时无数中国的追梦人和探寻者共同探索和开辟的道路。所以,鲁迅写的虽然只是中国人当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知识阶层,但却关系到中国社会改造的全局。

 

 

 
 
 

四、“则天去私”与“不自私”

 
 
 

    世界上不少经典作家都有着丰厚的伦理思想,最为人们熟知的有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夏目漱石与鲁迅亦然。在《我是猫》中,夏目漱石就借一位伦理学老师之口议论过日本“公德”观的形成。在《文艺与道德》等讲演和文章中,漱石也表现了他对道德伦理的重视。

 

    夏目漱石的座右铭是“则天去私”,这既是他的文学观、艺术观,也是他的伦理观。夏目漱石本人并未对这四个字进行正面阐述。其弟子松岗让在《漱石先生》一文中说:“‘则天’的‘天’与西方的神或‘绝对’对应,是东方的概念。与‘去私’连一起,就是去小我的私,而让自己达到更大的,即普遍的大我,即东方的‘无’的绝对境界。”换一种通俗一点的说法,“去私”是一种以不危害他人、伤害他人为前提的“尊重道义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放纵私欲的“恶性的个人主义”。这种理念一方面尊重个性,反对“自我丧失”,另一方面反对“自我扩张”和狭隘的利己主义,力求做到“大我与无我合一,自力与他利相通”,其目的是消除西方商业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弊端。《我是猫》一书曾谈到个人意识的问题,认为人应该有个性;消灭个性,就是消灭人类。但加强个人意识,并不意味着“睡时不忘我,醒时不忘我,我字无处不缠身”,“都在不断地盘算着怎样对自己有利或不利”。人如果完全被“我”字占据,社会上也就会永无宁日;而疗治这种社会弊端的良方就是两个字“忘我”,也就是禅诗“三更月下入无我”的境界。在《我的个人主义》一文中,漱石更是公开谴责以“自我觉醒”为幌子肆意妄为的趋势。他指出:“我坚决主张必须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在为自己的幸福去发展自己个性的同时,也应给别人以自由。”

 

    漱石对狭隘利己主义的深刻批判,集中体现在长篇小说《心》中。《心》写的是发生于“我”,“我”的好友“K”和房东女儿之间的一段三角恋。“我”爱房东女儿,但怀疑这是房东母女因图家产而设下的骗局,于是决定让友人“K”搬来同住。“K”并不知道“我”对房东女儿怀有热烈的宗教般的感情,在接触中也爱上了房东女儿,并主动向“我”坦陈了心迹。“我”出于嫉妒和占有欲,故意激起“K”为了“道”去牺牲一切的观念。“K”终于选择了自杀,“用小洋刀割断了颈动脉”,给“我”留下了一条无尽的忏悔之路。

 

    鲁迅伦理观的精髓可以用“不自私”三个字加以概括。1934年在《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认为中华民族的“新人”应该具有四种特质:“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不自私”不仅跟利己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是对五四时期“人我两利”观念的一种超越。

 

    鲁迅历来都尊重个性和个人,主张“人各有己”。早在青年时代,他在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目的就是避免平庸的多数压抑、扼杀杰出的少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人的个性充分得到充分张扬的社会——“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认为人类都应该享受正当的幸福:“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但实际上,从青年时代开始,鲁迅躬行的其实是一种“损己利人”的自我牺牲主义。在幼者前面,他主张奉行“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道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在文学青年面前,他甘为人梯,愿做楼中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鲁迅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他七律《自嘲》中的著名联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更成为了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崇尚目标。

 

    如果说,漱石的《心》是一部利己主义的忏悔录,鲁迅的小说《兄弟》也是一部深挖利己主义的心理小说,通过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揭示最深层的“人性恶”。小说中的张沛君跟弟弟靖甫“兄弟怡怡”,彼此从不斤斤计较,“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跟秦益堂家中的老三和老五为公债票打得不可开交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靖甫出疹子而一度被误认为是猩红热的时候,沛生却在头脑昏沉的状况下出现了梦境般的幻觉:靖甫病故,留下了两个孩子,而他收入不多,却有三个孩子。于是决定只让自己的孩子进学校,当靖甫的孩子哭嚷着要跟去时,他就用铁铸般的手掌向侄儿的脸上搡过去……就这样,鲁迅这位自省式的作家通过“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的张沛君的潜意识,揭示出利己主义掩埋的深度和对人的心灵污染的广度,从而让读者引起疗救的注意。

 

    当然,漱石的伦理观跟鲁迅的伦理观也有所不同。漱石“则天去私”的观念有依靠东方宗教信仰净化心灵的色彩,而鲁迅的伦理观除受到西方近代思想影响之外,更多的则源自中国传统美德,如大禹的奉献精神,墨子的利他精神。这是从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是都可以看到的。

 

 

 
 
 

五、结语:不算遗憾的遗憾

 
 
 

    在行将结束本文的时候,想陈述一下本文的写作感受。如实的说,我写一些怀人散文的时候,心情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写一些史料性文章的时候,只要准备充分,也可以一气呵成。但写这篇文章却感到十分吃力。首先是因为我不懂日文,对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文学缺乏研究;但另一方面,恐怕跟中文翻译的效果也不无关连。

 

    有人说,文学作品是不可以翻译的。这句话虽有绝对化之嫌,但也有其片面的合理性。如果排斥翻译,那世界各国的文学经验就无法交流,这无疑是不可取的。但文学语言的民族性以及地方特色的确是难于忠实对译的。比如翻译“我是猫”这个书名,中文版译者于雷就感到非常困惑。他请教一些专家,有人认为此处的“我”应译为“在下”,有人觉得应译为“咱家”,“小可”、“不才”、“我辈”、“吾辈”、“余辈”。漱石作品中很多幽默风趣具有俳谐意味的语言,一旦移植为汉文,就可能变得味同嚼蜡,降低了很多趣味性。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想,将鲁迅作品译为日文或其它外文,也会出现同样情况。指出这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表达阅读漱石作品中文译本时产生的一种不算遗憾的遗憾。在日本,漱石的作品一开始就走向了大众,成为畅销书。如果日本读者读起来跟中国读者一样吃力,那其作品就不可能雅俗共赏,妇孺皆知。但对于那些孜孜矻矻将漱石作品译成中文的翻译家,跟精益求精,把鲁迅全部作品译为日本汉学家,读者都应该表达崇高的敬意。

 

 

    (编者注:本文是作者为本次“大师对话”活动特意写就的一篇论文,实际论坛进行过程中,因时间关系,主要演讲了前半部分。今次将全文登出。)

标签:   转载请注明出处,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收藏  转载

相关人气资讯 :

今天,我来当小编!  我要投稿
热门标签 :